第一，金融服务覆盖面不足。从当前的体制来看，我国实体经济“融资难，融资贵”的问题根源在于金融系统以及银行的结构上存在问题，金融资源不能够供给急需资金的企业。金融系统与企业间的错位导致了小型金融机构无法承担相应的融资功能，从而将其转给大中型银行来供给。而所谓的“体制内”正规融资又缺乏服务于小型、微型企业这类实体经济水平相对薄弱群体的机构。

第二，货币空转。我国自2011年至2015年社会融资总量达63.5万亿元，新增人民币的贷款额达到了38.1万亿元，这些数据已经是1998年至2002年的10倍左右，并且反观最近5年间的融资成本也有明显降低。金融市场的不断扩大导致了当前房价的飞升，并将其转变成了投资炒作的虚拟经济市场。成本难以高效的投入实体经济，随着投资潮流涌入了房地产市场，恒大等金融巨鳄纷纷加入房地产投资队伍，最终导致实体经济难以降低成本，农业等领域也受到波及。因此，虽然整体意义上我国实体经济融资成本较为适度，但某些薄弱领域“融资难、融资贵”问题却客观存在。

第三，民间资本缺乏管理与引导。当前我国的民间资本存在多方监管、监管真空等漏洞，小额信贷公司受地方政府的管控，典当行、拍卖行是在地方市监局管控之下运作。大型的融资担保企业则是银监会以及下属机构来负责管控，多方监控导致了工作效率的低下，运行的效能也难以满足市场需求。缺乏引导的民间资金无法帮助经济薄弱领域更好地加入融资市场，使得经济薄弱环节的融资成本增加。

第四，实体经济薄弱领域融资缺乏针对性配套制度。信息不对称和层次化金融组织缺失是制约小微企业、“三农”等实体经济薄弱领域融资活动有效开展的主要原因。国际经验表明，小微企业、“三农”等融资主体受规模小、抵押品缺乏、经营机制落后、资信等级低等多重约束，需要健全完善的融资担保、法律法规等作为保障，而我国恰恰缺乏此类制度建设。